华野兵团选司令，毛主席两次否定陈毅粟裕提议，亲自钦点另一猛将！

1947年6月底，山东战场上，陈毅、粟裕、谭震林围着一张作战地图反复推演。国民党军集中重兵向山东腹地推进，华东野战军究竟是继续抱成一团，还是主动分开，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。 这不是普通的兵力调动。 此前，中央军委一再强调集中优势兵力、各个歼灭敌人。陈毅也曾在华野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过“不性急、不分兵”的要求。可战场形势变化很快，敌军采取重叠交互推进的办法，每占据一个要点，便迅速补充粮弹，构筑工事，华野很难找到一次性歼敌的机会。 6月25日以后，国民党军大举东进。华野几次研究方案，发现无论从侧翼突破，还是直接攻击敌军中央，都缺少理想条件。硬碰硬，容易陷入消耗；继续等待，敌人又会把防线越修越牢。 6月28日，陈毅、粟裕、谭震林作出决定：把部队分成两路，转到敌军侧后寻找机会。电报发往中央军委时，三人心里其实有过担忧。毕竟，这个方案看起来与集中兵力的原则并不完全一致。 第二天，中央军委复电，同意华野向外线出击，并要求扩大分兵规模。中央的考虑很明确，这次行动不是各自为战，而是以战略上的分进合击，调动和分散国民党军，为更大范围的作战创造条件。 按照部署，华野逐渐形成西线兵团和东线兵团。西线兵团由第一、第三、第四、第六、第八、第十纵队组成，东线兵团由第二、第七、第九、第十三纵队组成。两大兵团虽然分开行动，组织关系和整体指挥仍然保持统一。 有意思的是，最初的司令人选并没有这样确定。 陈毅、粟裕原先设想，西线只抽调第三、第八、第十纵队，另设指挥机构，并建议由陈士榘负责。这个方案送到中央后，没有被采纳。中央军委认为，西线既然要集中五个以上纵队，作战地域又将大幅扩大，指挥员必须具备更强的全局判断和临机决断能力。 于是，粟裕被确定为西线兵团司令员。陈毅仍负责华野全局工作，粟裕则承担起外线作战的直接指挥重任。这个安排，既考虑了兵力规模，也考虑了当时华野作战指挥的实际需要。 东线的情况更棘手。 西线部队出动后，留在山东内线的兵力减少，既要牵制敌军主力，又要守住根据地。陈毅、粟裕很快想到谭震林，便建议由他担任东线兵团司令员。谭震林长期负责华野政治工作，对部队情况熟悉，组织能力很强，在华野首长中威望也高。 中央军委再次否定了这个提议。 并不是否定谭震林的能力，而是认为东线兵团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军事作战，单靠政工经验还不够。电报中的意思很实际：需要一名善于带兵打硬仗、能够在危急局面下迅速决断的军事干部，与谭震林配合。 毛泽东想到的人，是许世友。 许世友长期在山东作战，对胶东、鲁中一带的地形、民情和敌情都比较熟悉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作战作风坚决，敢于承担压力，适合在兵力不足、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主持军事工作。 据相关回忆，毛泽东对许世友的使用，带有明显的破格意味。中央决定让许世友担任东线兵团司令员，谭震林担任政治委员，形成军事主官与政治主官相互配合的格局。 “仗不好打，才更要把人放对地方。”这句话虽不是当时电报原文，却很能说明这项任命的逻辑。 1947年7月，华野分兵后的行动展开。外线部队向敌后推进，内线部队则承受着国民党军的持续压力。雨季到来后，道路泥泞，山洪阻断交通，加上我军装备和粮弹供应困难，部队行动受到很大影响。 几场战斗没有达到预期，华野内部一度出现疑虑。部分干部和战士对外线出击的前景产生动摇，粟裕也主动承担责任，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作了检讨。 中央军委没有简单追究战术得失，而是从全局评价这次行动。复电指出，华东部队虽然有几仗没有打好，但已经完成了集中兵力、分散敌人的重要任务，整体形势仍然有利，并要求华野安心工作、鼓舞士气，准备再战。 许世友和谭震林的组合，也是在这段压力最大的时期真正经受检验。一个负责军事指挥，一个负责政治与组织，两人分工不同，却共同承担了山东内线最艰难的任务。对于兵团司令的选择，战场很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 特别